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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1)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Chinese!IdonotmakeSushi!（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Chinesedumpling（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ChineseDumpling，HappyChineseNewYear!”（中国饺子，春节快乐！），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或许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
搬家那天，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从旧住处到新住处，勉强可以徒步到达，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国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不到七点，门口等座位的客人已排成长队。
我快步为客人添水，飞奔着去厨房里端菜。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Chinese!IdonotmakeSushi!（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Chinesedumpling（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ChineseDumpling，HappyChineseNewYear!”（中国饺子，春节快乐！），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或许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
搬家那天，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从旧住处到新住处，勉强可以徒步到达，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国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不到七点，门口等座位的客人已排成长队。
我快步为客人添水，飞奔着去厨房里端菜。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